见邓飞推辞，赵无恤微微一拜道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，吾闻鲁国三卿之孟僖子逝世前，曾令二子师事下士孔丘，此事传为美谈，无恤愿效仿之。吾又闻孔丘有言，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，无论贵贱身份，一日为师则终身为师，先生精于律令法规，足以教我。何况，无恤在下宫中的六艺师、傅，也是士，请不要再推脱。”
从知识的掌握上就可以看出，春秋后期，已经是公族落，士人起的时代了，无恤对一些不学无术，荒淫无道的贵族，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的。对日后社会中坚，撑起华夏文明轴心时代的士们，比如老聃、孔丘、邓飞等，倒是很有好感。
邓飞推脱不得，只得接受，对无恤不由得又高看了一眼。
离开课时间还早，无恤便和邓飞对案而坐，向他请教一些晋国的刑法问题。作为后世人，他对律法是比较关注的。因为从一个松散的宗法制家族，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律令制国家，这是赵鞅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，也是赵氏以后的必经之路。
闲谈间，无恤得知，邓飞的家族，来自遥远的南方，是蔓姓的邓国后人。邓国本是楚王之母舅，被外甥楚文王背信弃义偷袭灭亡后，邓国公族部分入楚为士，甚至出过一位司马。剩余部分则北上中原，居于郑国，曾担任过士师职位，协助子产铸刑书，所以对刑律很是精通。
邓飞在数年前以游士身份辗转来到了晋国，投身于籍秦家中，却没有做委质效忠的家臣，而是成了自由身的幕僚，平日的职责是庶子大夫的辅助和法律顾问。
说起律法，就聊到了第一位将成文法公开化的人，郑卿子产，邓飞对他推崇不已。
“郑子产名驷侨，郑国七穆之一，昔日子产铸刑书，公布于新郑，使国人皆能观看，知刑罪之缘由，那时飞尚在襁褓。”
赵无恤道：“然而无恤听闻，晋大夫叔向曾批评子产此举，其辩论孰对孰错，先生能否与我详细说说此事。”
邓飞自然知无不言，原来当得知子产铸刑书后，子产在晋国的好友，羊舌氏的叔向便痛心疾首地写信劝他，信中是这么说的：
开始我还对你寄予厚望，现在却全然绝望了。上古先王不制定刑法，这是害怕民众为此产生争夺之心，却无法防止犯罪。一旦让小民知道法律，他们就不再忌惮上位者，争斗之心就会因此而产生。他们将会弃礼而征于刑书，上面刻划的一字一句，都要争讼个明白，其结果就是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。
昔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，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，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，这三刑兴起后，三代的结果如何？还不都很快就到末世了。所以你现在颁布刑书，纵使暂时徼幸成功，你的邦国也迟早会落入无法治理的境地。
叔向最后还有些生气地预言道：吾闻之，国将亡，必多制，说的就是眼下的事啊，郑国将要在你的执政下衰败了！
赵无恤听完后，摇了摇头说：“然而叔向追求的圣人之治不可能再现，礼治的时代已经结束，无恤料想，未来只有以刑律及法令治国，方有希望。叔向死后不久，他的家族就被扣上了作乱的帽子，很快衰亡破灭，反倒是子产治郑有了成效，使得郑一区区伯国，晋楚却不敢小觑。”
不过，叔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大概是因为他在栾盈之乱中，因为弟弟羊舌虎是栾氏之党的缘故，被范氏下狱，差点身死牢狱。而他的另一个弟弟羊舌叔鱼，又身为刑狱之官，贪赃受贿，被人攻杀，还留下了“贪墨”这个恶名。所以，因为这两次经历，叔向才对刑法有种厌恶和不信任吧。
赵无恤还知道，子产之政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，既维护郑国公室的利益，又限制七穆等贵族的特权。他整顿田制，重新划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，将国野民众按什伍加以编制，对私田按地亩课税；作丘赋，依土地人口数量交纳军赋；铸刑书，修订并公布了成文法；实行卿大夫之子也必须学有所成，方可从政的用人制度。
殊为难得的是，这位改革家面对国人的不理解和诽谤，不毁乡校，容许国人在那里公开议政。要知道，他们唱的可是“取我衣冠而褚之,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,吾其与之”啊！
赵无恤铭心自问，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，当成乡国人反对他推行代田法时，他的做法是，借用鬼神之言裹挟舆论。
邓飞侃侃而谈道：“然也，所以子产回复叔向的信中，只有一句话。侨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！”
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我公孙侨并非圣贤，做不到您说的那种程度，无法考虑到世世代代的礼乐王治，我的使命，我的政令，就是来挽救当前时局的！我不能接受您的劝谏，仅能不忘你敦敦劝导的恩惠！
“妙极！”赵无恤忍不住出言赞叹，子产此言，太对他胃口了，这是两个现实主义者相隔两千年的惺惺相惜啊。
隐隐约约，赵无恤也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，居然颇合子产的政见，或许，他未来治理领地和家族的大致方向，已经找到了。
不过他随后又哑然失笑，自己现在只不过是一乡之宰，治下仅仅两千多人，好高骛远作甚，还是学习子产一样，想想如何“以救现世”好了。
和赵无恤在成乡的新政一样，子产也同样以事实打了反对者的脸。
子产从政之初，被国人诅咒“去死”，但一年之后，歌谣就变成了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