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汇丽有些警觉起来：“难道我们两个还有什么更私下的场合？”
郑天良说着就有些情不自禁地将手攥住了沈汇丽的胳膊，他说：“现在难道我们不是在两个人的场合吗？”他的手在沈汇丽的胳膊上紧张地忙碌起来，沈汇丽往后缩，她胀红了脸说：“郑县长，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，你不要这样。”
郑天良凑过身子将沈汇丽尽可能地圈到自己的怀里：“你说错了，怎么能喊我县长呢，我是你大哥。”
沈汇丽从郑天良的手里挣脱出来，她红着脸站起来说：“老板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一直是把你作为偶像来崇拜的，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就剩下你一个正派的男人了。你这样会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。”
郑天良有些泄气地坐在沙发上，他没有恼怒，也没有尴尬，他摸出一支烟，点燃后，猛吸一口，说：“请原谅，小沈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沈汇丽眼圈红了，她有些伤感地说：“我真的不愿把你想象成一个坏人。如果我在言语上有什么不妥的话，我请你原谅，都怪我这些年在商场上呆久了，自己也变得轻佻了。”
郑天良被沈汇丽潮湿的眼神感动了，这个b 型血型的人总是容易被激怒和被感动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容易被粉碎的人。他说：“都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谈点别的吧！你在玄慧寺那几句偈语是不是悟出来了？”
沈汇丽摇摇头，一种无奈、一份迷惘。
这时，赵全福进来了，他喊郑天良沈汇丽一起去吃饭，赵全福用鼻子闻了闻这个空间，从现场没有嗅出任何气息。酒桌上，三个人谈笑风生，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，赵全福继续称郑天良老板，而沈汇丽称他郑县长，郑天良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，这是公事公办的称谓，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。
郑天良晚上回到家里跟周玉英要了五千块钱，他说女儿调动的事已经请人给办好了，办事的人花了不少钱，不能让人家既卖面子，又贴钱。周玉英从一个老式的箱子里翻出一个蓝布包，然后从里面很痛苦地数出五千块钱恋恋不舍地交给郑天良：“老郑呀，这是不是行贿受贿呀，我还想评贤内助呢？”
郑天良说：“你以为我想花钱呀，实在没办法，现在办事就这么混帐。你不要对外说，谁也不会知道的。”
周玉英说：“家里现在还剩不到两万块钱了，我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，你又是个不贪的人，将来退休了要是生个大病，怎么办呢？”
郑天良说：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我这个副县长退休后国家不会见死不救的。”
郑天良将钱装进包里后，找郑清扬谈话，周玉英将客厅里的灯关了，为的是省电，他们一家三口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线下说话。
郑清扬听说调动已经办好了，就说：“最好将吴颢也一起调过去，不然我就不去报到。”
郑天良说：“你先去，吴颢的调动下一步再说。”
郑清扬说：“不行，要去一起去。你不帮忙，我直接去找黄叔叔帮忙。”
郑天良沉不住气了：“不许找你黄叔叔，如果你要是去找他，你就不要去了，我是从来不愿求人的，更不愿求比你爸官大的人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。”
郑清扬不买账：“我去找他，又不要你去求，怕什么？”
郑天良说：“你去找他不就等于我去找他，你黄叔叔肯定以为我无法调动吴颢了才让你去找的。听爸一句话，你先去，然后我再想办法，一年之内，肯定能调成，你们现在又不打算结婚，等一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要你爸得太狠了，我为你调动的事已经卖光了面子，不是为我女儿，我杀头也不干求人的事。”
郑清扬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一年后再调到市里去吧。”
郑天良说：“明天你的调令就开过来了，怎么能拖到明年呢？你真想把我气死呀！”
周玉英在这种时候总是帮着丈夫说话：“清扬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你爸为你花了多少精力，费了多少钱，怎么这么不讲理。”
郑清扬反唇相讥：“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们不讲理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就把调令开来了，我还有没有人权。”
郑天良火了：“你讲什么人权，你以为你在美国呀。你的人权是我给你的，所以我必须首先对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负责，这是最大的人权。”
“我要是在美国，我早就让你站到被告席上去了，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这样搞专制主义家长作风。”郑清扬气得哭了。
郑天良也气得直喘气，他有点伤感地说：“我明天把你的调令开回来，去不去你看着办，我作为家长，尽到我的责任，此后我也不会再管你了。”
郑清扬说：“在这之前你就不该管我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”
谈话极其艰苦而且没有实质性地进展，郑天良一夜无眠。
第二天晚上，赵全福从市里开回了调令，调令上要郑清扬同志于一个星期内到市人事局报到。
郑天良从赵全福手里拿过调令如同自己拿到了调令，他感谢不尽地说晚上要请赵全福吃饭，并立即打电话给政府办让他们在县政府招待所蓝湖宾馆安排一桌饭，政府办三分钟后给郑天良打过来手机，说已经安排好了，在二楼的“菊香厅”
郑天良在赵全福的办公室里将五千块钱交给他，说：“我不能既让你出力，又让你花钱，这五千块钱，你先拿着，要是不够